导读: 新生的人民政府如何处理文字改革中诸多复杂的问题，这是新中国历史研究中不应忽视的课题。

文字改革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简化汉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和推行普通话，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同时，它又是一项严谨细致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新生的人民政府如何处理文字改革中诸多复杂的问题，这是新中国历史研究中不应忽视的课题。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例，确定何种形式的拼音字母是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前提条件，但学界对为何选择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的问题却鲜有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工作者的主观意愿来看，研究和拟制汉语拼音方案不仅是为了给汉字注音及用作普通话教学的工具，同时也用以进行拼音文字的试验工作。所以，文字改革工作者不仅从汉字注音角度，同时也是从创制新文字角度来讨论拼音字母的选择问题。相关内容参见吴玉章:《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人民日报》铡语文研究者一般侧重于从宏观角度介绍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从语言文字应用角度来解读汉语拼音方案的功用，而较少关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过程中决策者的主观动机以及政治和社会影响因素。[例如陈章太:《〈汉语拼音方案〉的功绩、发展及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3期;栗洪武、樊红雷:《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扫盲教育实验与〈汉语拼音方案〉制定》，《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冯志伟:《汉语拼音走向世界:成绩与缺憾——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马庆株:《〈汉语拼音方案〉研制历程及当代发展——兼谈普通话的推广》，《语文建设》2018年第19期;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字改革中的作用和贡献，但如何确定汉语拼音字母的历史过程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例如王宗柏:《吴玉章的文字改革思想与实践》，《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郑林曦:《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关键人物》，《语文建设》1993年第9期;程中原:《胡乔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字改革的杰出代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唐芳:《刘少奇与新中国的文字改革》，《绥化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王爱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由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到民族形式的字母

在近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中，文字改革者认为表意汉字不如拼音文字易学易识，是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的阻碍，于是开始效仿拼音文字，拟制汉语拼音方案。由中国人自己拟制的、具有一定影响的拼音方案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清末“切音字运动”中王照拟制的“官话字母”，这个切音字方案是仿照日文的假名，采用汉字偏旁或字体的一部分作为符号来制定的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第二种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根据传统单体汉字笔画制定的“注音字母”，这种注音符号成为民国时期使用较为广泛的汉字注音工具，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三种是1928年公布的以赵元任为代表的语言学家研制的“国语罗马字”方案;第四种是、瞿秋白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1]1931年9月，在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上确定了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会议决议指出，要形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合于现代科学要求和注重国际化意义的拼音文字，“只有采用拉丁字母”。[2]后来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也是以此为蓝本的。

1949年之前，“国语罗马字”派和“拉丁化新文字”派在汉字改革问题上虽有不同意见，但都选择了拉丁字母来制订汉语拼音的方案。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曾就文字改革问题致信毛泽东:“根据文字应当力求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原则，中国文字应改成拼音文字，并以改成罗马字的，也就是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拼音与日本假名式的拼音。”[3]在接到吴玉章的信后，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做出答复。他将信转发给郭沫若、马叙伦和茅盾，并希望他们研究后提出意见。眨簟⒙硇鹇缀兔┒茉诨匦胖腥峡闪宋庥裾碌闹髡?“我们也认为将来中国的拼音文字，与其采用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毋宁采取拉丁化而辅之以万国音符”。[3](p.189)9月5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第四次会议上，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文字的演进，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而拼文字要采取罗马拉丁字母，并辅之以国际音标”。[4]

文字改革问题关乎民族文化大计，无疑需要精心、审慎研究